南华门东四条，是太原老城区一条平常的小胡同，史载是上世纪30年代以南华门为基点，建宅成巷自然形成的。然而，这看似平常的小胡同却是山西当代文学的“大本营”，四五代作家聚集的“文学村”。从50年代开始，它就一直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驻地。一个不大的小院落，两栋老旧的办公楼，院子里花草树木葳蕤蓬勃，胡同两厢还有七八栋高高低低的家属楼。

二三十年前，人称“西李马胡孙”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还健在，院里人图简便称“五老”，他们是“山药蛋派”的主将。主帅赵树理也曾在这院里住过多年， 1970年不幸去世。这个流派还有一位重要作家李古北，但因种种原因被人们淡忘了。八九十年代之际，“西李马胡孙”老骥伏枥，创造了如晚霞一样的光辉。“文学晋军”享誉全国，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成长起来，一时间山西文学界可谓“四世同堂”。“五老”在渐渐老去，但他们依然是这院子里的灵魂。在不长、狭窄、有一缓坡的胡同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个头敦实、满脸笑容的西戎老师，边走边跟人们打招呼，看到孩子就会逗几句。他是《山西文学》的老主编，看到我就会问问刊物的情况，说说编辑的事情。人生易老天难老，从1994年开始到2011年的17年间，李束为、孙谦、西戎、马烽、胡正老师，陆续离开了我们。但行走在东四条胡同里，眼前仍常常浮现出“五老”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魂魄的无处不在。天顺

西戎在书房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我与“五老”都有所接触、交往，特别是和西戎老师更密切一些。山西作协从1949年成立到1988年，经历多位主席。西戎老师1955年从中国作协调回山西作协，开始担任副主席，兼机关刊物《火花》主编，一直到1966年刊物停办。1976年省文艺工作室成立，《汾水》杂志创办，他再度担任主编，直到1982年卸去主编职务。1980年山西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当选主席；1988年11月在山西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主席。前前后后几十年，他献身山西作协，献身文学事业，是山西文学真正的“执牛耳者”。

西戎老师离休之后，依然坚持写作，参加各种会议，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关心《山西文学》的办刊情况。我1993年开始主持《山西文学》工作，一碰到西戎老师，他总会问到刊物，如办刊经费、扶植新人等情况。有时他会说，这一期某某某那篇小说真不错，作者是哪里人啊？他写了稿子会装在信封里，用毛笔写一封简信，由收发室转给我；有时则会爬上二楼，送到编辑部，同编辑们聊聊天。在人们的心中，西戎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真诚坦率的长者。他总是笑眯眯的，显得那样善良单纯，甚至有一种母性的温柔慈祥。但他有时又显得很直很刚。譬如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了我南斯拉夫大使馆，作协召开座谈会。西戎老师率先发言，他满脸绯红，怒发冲冠，边说边拍桌子。众人愕然，见识了这位老作家的脾气之大和赤子之心。天顺

上世纪60年代，山西作家与巴金在一起。左起：孙谦、李束为、巴金、西戎、马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戎回到当年晋绥抗日根据地故地重游，与当地老百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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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留给世界的，一是他的行状，有的会写成传记；一是他的作品，传诸后世。“西李马胡孙”最后一位辞世的是在2011年逝世的胡正老师，迄今已11年时间。我们再不能向他们请教、与他们对话，但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文集，成为山西文学宝贵的精神遗产。对“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我是熟悉的：对赵树理、马烽、李古北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其他四位则读过代表作。我以为对这一代人，评论界的研究已较为全面深入了，但依然需要突破、深化。倘若只停滞在为农村、农民写作，探索通俗化、大众化形式等层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几年我从作家的多重身份和思想构成的角度切入赵树理、马烽的人生和创作，写了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山药蛋派”作家的身份并不那样简单，他们是由农民、干部、作家三者构成的，可称“三位一体”。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的创作中，三种身份处于一种动态分合中；三种身份越和谐，作品在思想艺术上越成功。西戎老师的小说自然也有这样的特征。天顺

去年翻阅《火花》旧刊，在1957年第8期，突然看到一篇署名何仁的散文《母亲的晚年》。浏览一遍，疑惑泛起。这位“何仁”是谁呢？明明是小说怎么放在散文栏目中？描写、语言颇有西戎老师小说的特点，内文标题分明是西戎老师的手笔。翻阅西戎老师1957年之后出版的几本小说集，又没有这篇作品。某日，灵感一闪，找出200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五卷本《西戎文集》的小说卷，赫然看到了这篇作品，心中豁然开朗。

1957年，全国涌现了很多优秀作品，但很快受到批评，山西文学同样如此，不少作家作品被质疑和批评。此时西戎老师担任《火花》主编，他对文学形势心知肚明。这篇小说创作于这年6月，他一定心里打鼓，怕它惹祸，于是放在散文栏目中，又临时化名，才把它编讫付梓。作品巧妙地躲过了可能的一劫，显示了西戎老师的编辑智慧。小说讲述年轻的干部吴恩与汪怡夫妻俩，工作很忙，追求时髦生活，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以哄骗的方法招来丈夫的老母亲，让她像保姆一样承担了带孩子的任务和全部家务。等到孩子大了，便把年老多病的母亲打发回老家。作品突出地讽刺、批评了年轻干部进入城市后，追求奢靡生活，淡忘传统孝道的社会现象；歌颂了母亲不顾老病之身，忍辱负重，为儿女无私奉献的母爱精神。作家是从道德的角度批评两位年轻人的，但这样的描写在当时完全可能引出一场批评。譬如孙谦老师的两篇短篇小说，写的就是年轻干部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故事，结果受到猛烈批判。在当时，描写干部、群众的落后腐化，特别是将该类人物作为作品主角，是需要十分谨慎的。天顺

当年一起参加抗日队伍的作家五战友。左起：胡正、西戎、李束为、马烽、孙谦。 曹平安 摄

油然想到西戎老师的另一篇小说《赖大嫂》。小说写农业社推行养猪政策，自私的赖大嫂三次养猪，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不仅为自己，也焕发了为社里谋利的集体主义精神。但这篇小说却在60年代初期受到了公开的严厉批评，认为赖大嫂是“‘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其实小说最可贵的是塑造了一位自私、要强、泼辣的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形象，表现了这样的妇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受挫、转变、进步，民间社会和生活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在上述两篇小说中，都折射出作家在政治、政策与现实、人物之间，理性上关注政治、政策，情感上倾向现实、人物的矛盾，他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严谨，表现了现实与人物的真实。天顺

“山药蛋派”作家奉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紧跟政治、时代，真诚讴歌国家、政策，写下大量光明的作品。但深入看，他们又敏锐地发现社会、人生中的一些问题甚至阴暗面，予以揭露和批判，写下一些暴露性作品。在歌颂与暴露之间，反映了他们思想、精神上的矛盾、困惑。在农民、干部、作家三种身份之中的选择，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勇敢。赵树理的《邪不压正》《锻炼锻炼》，马烽的《一篇特写》《三年早知道》，李古北的《奇迹》《破案》，李束为的《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有这样一个女人》《奇异的离婚故事》，西戎的《母亲的晚年》《赖大嫂》等等，这些作品都曾受到批判，但又确实是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代表了他们小说上思想艺术的高度。这些作品在推动社会前行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阅读西戎老师的评论文章，竟震动、感动了我。他在新时期对自己的创作做过多次回顾、反思，经常讲到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很多话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天顺

2022年是西戎老师诞辰100周年，也是马烽老师诞辰100周年。回顾他们艰苦而曲折的人生经历，重读他们质朴而丰厚的文学作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近、继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