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本书编写组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一位起过独特作用的重要人物。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后，又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美誉。

胡乔木丰富多彩的一生虽已在《胡乔木传》中得到全面展现，但囿于传记的体裁和篇幅所限，若干问题难以得到深入分析、论证。《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尝试主要以专题述评的方式，从生平述论、主要业绩、人际交往、婚恋家庭、生平思想研讨等五个方面，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和深入的解读。在“生平述论”部分，中国党史专家程中原对胡乔木先后在毛泽东、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形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对胡乔木在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诗词创作、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等领域的造诣和建树，作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评析，由此，胡乔木的人生得到了立体的充分展现。在“人际交往”部分，胡乔木的秘书黎虹讲述了胡乔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感人事迹。而“婚恋家庭”部分，则展现了胡乔木充满亲情的一面，很多资料属首次披露。

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然而，人们从胡乔木这位大文人身上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胸怀和境界，他与田家英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不仅善于发现同志的优点和特长，由衷地为别人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而高兴，而且总是主动地、默默地为同志的成长创造条件。天顺平台

田家英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三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后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935年，只有十三岁的田家英开始向报刊投稿，发表一些散文、诗歌及小说等，得到了一些稿费。他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发表文章。年少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1937年，十五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在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选了四十余人，其中就有十九岁的田家英。

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时与胡乔木相识。胡乔木年长田家英十岁，此后几十年间，他始终像兄长似的关心田家英。田家英几次工作岗位的变动都与胡乔木有关。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明显反映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胡乔木读后，颇为赞赏。当时，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又受中央委托代替生病休养的凯丰领导中宣部工作。为了让田家英充分发挥文字上的才能，胡乔木把他调入中宣部。从此，两人的革命生涯就联系在一起。1948年毛泽东到西柏坡后，由于工作繁忙需要增加秘书时，胡乔木又向毛泽东推荐了田家英。天顺平台

胡乔木待人谦和真诚，细心关怀下级。1944年6月，田家英夫人董边因生孩子受了凉，引发了哮喘病。为了便于田家英照料夫人，在胡乔木的请求下，组织上把董边调到中宣部养病。胡乔木还亲自去杨家岭卫生所请来医生给董边诊治，使田家英夫妇深受感动。更出乎意料的是，几十年后，有一次董边收到胡乔木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治疗哮喘的传统药方。胡乔木就是这样，他关心人绝不是漫不经心的嘘寒问暖，而是以一种情同骨肉般的感情真心实意地替你着想，记挂心间，默默地为你排忧解难，直到帮你把问题或困难彻底解决。

田家英十分敬重胡乔木，他曾对夫人董边说：乔木同志理论水平高，善于思考问题，肯于实干，起草文件总是亲自动手，不像有的人，自己不动手，总是指挥人，还要争起草权。天顺平台

毛泽东身边的人中，田家英和胡乔木政见相同，品格性情也相投。胡乔木在一封写给董边的信中称田家英是自己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因此，用“志同道合”这一词语概括他们的关系，最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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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承担。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但没有参与第四卷的工作；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和标点等方面的工作；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出版及外文翻译组织工作。经过认真而紧张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顺利出版。第四卷是在胡乔木主持之下进行的，田家英负责编辑和注释工作。与前三卷不同，该卷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1960年9月，第四卷也顺利出版发行。胡乔木、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了大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田家英曾考订历史事实，对《毛选》一至三卷的注释提出修改意见。不料，原注释主持者陈伯达却大发“一言堂”的威风，说谁提出修改意见谁就是反对他陈伯达。回忆这段历史，胡乔木无不感慨地说：“我既听见过陈的胡说，又听见过家英的井井有条的说理。但是由于陈当时大权在握，无可奈何。陈对未能参加毛选第四卷的编辑也耿耿于怀，因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他只是借此对家英发泄不满而已。家英编辑过毛泽东的散文著作，也编辑过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诗词选，这些书都凝聚着家英的心血。”天顺平台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八人小组。实际上，真正动笔起草的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起草工作非常慎重。陈伯达在1953年11-12月写出了一份宪法草稿。胡乔木看了觉得问题太多，田家英也有同感。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上，胡乔木对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稿提了许多修改意见。陈伯达很不高兴，会后把气出到田家英身上，对田家英发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陈伯达的草稿也很不满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当面提出种种修改意见。几次讨论下来，陈伯达垂头丧气。后来，因陈伯达消极怠工，胡乔木和田家英就把起草宪法的责任担当起来。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从1954年2月中旬到3月8日，四易其稿。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后，胡乔木因操劳过度，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紧急住院治疗。胡乔木入院，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压到了田家英肩上。不久，承受重担的田家英也累倒了。胡乔木和田家英等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起草宪法忙了两三个月，虽然辛苦，但精神上得到很大满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天顺平台

1956年，为起草中共八大文件，胡乔木和田家英又处于高度忙碌之中。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毛泽东的开幕词是由田家英起草的。当时田家英写了一个通宵，赶出稿子。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开幕词中许多话语，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胡乔木和田家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两人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在火车上，胡乔木、田家英闲谈，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庐山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胡乔木带领田家英等人起草《会议纪要》。他们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这份《会议纪要》初稿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认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把缺点写得很具体。当会议突然转向反右倾，《会议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和彭德怀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胡乔木和田家英因此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直到毛泽东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他们才解脱出来。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胡乔木身心交瘁，从此种下了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天顺平台

1961年1月，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调查。田家英到浙江，胡乔木到湖南。在两个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得到中央批准，为纠正“左”倾错误做出了努力。

此后不久，胡乔木的神经衰弱症加剧，无法正常工作。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但实际上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62年初，田家英因勇敢地向中央反映农民对包产到户的迫切要求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与毛泽东的关系日渐疏远。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田家英对该文的捕风捉影深恶痛绝。1966年初，毛泽东向田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田家英把谈话的情况详细告诉了胡乔木。当时他们两人就十分不安，感到政治形势日益紧张险恶。田家英对毛泽东始终敬爱忠诚，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忧心如焚。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整理毛泽东谈话时，坚决不提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在5月23日衔冤辞世，年仅四十四岁。天顺平台

田家英的离去使胡乔木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他在回忆好友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家英的事迹将载入革命英烈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