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良（1930—2022），湖南衡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他治学主张以中国语言学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精华而加以融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文学语言史、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方言学以及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等。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了三套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大多在语言学界产生重要影响。21世纪初，他发起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大讨论，影响极大。

业师郭锡良先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接受锡良师的教诲，积今已40多年。我自1979年起在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从1980年11月17日开始，郭先生多次前往湖北大学讲座，我都没有落下。40多年来，我一直得到锡良师的悉心传授，先生对我的为人、为学影响极大。一直到逝世之前，他都通过各种途径督促我奋进，询问或检查孙玉文带学生“放水”没有，写文章“放空炮”没有，非常令人敬畏，这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想写一写他是怎样指导我写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的，一来表达我对先师的怀念之情，二来希望对研究生导师如何指导研究生、研究生同学怎么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一点参考。天顺

一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中“变调构词”这个概念很多人可能不熟悉，这里先做个解释。

汉语中有些字有两个以上的意义，例如今天的口语中，“好”有上声、去声两个读音，上声作“美好”讲，去声作“爱好”讲，因为事物美好，所以人们就喜欢它，两个读音的意义之间有引申关系，“美好”这个词义先出现，“爱好”这个词义从“美好”中引申、发展出来。反映到汉字中，“好”字也就有两个区别字义的读音。这种现象古代也有，例如“骑”有平声、去声二读，平声意义是指骑马，去声意义是指一人一马。口语中先有骑马的“骑”，然后引申出指“一人一马”的“骑”。大家熟知的杜牧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骑”指的是一人一马，所以读古书时，有人特地告诉读者，“一骑红尘”的“骑”要读去声。这种通过改变汉语词的声调的方式来表示有引申关系的不同词义的现象，有人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儿，叫“四声别义”。反映到汉字中，四声别义指通过改变一个汉字声调的方式来表示有引申关系的不同字义的现象。

有些四声别义的字，很早就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例如“耳”指耳朵，是个上声字；古代还有指割去一个人或动物的左耳的词，叫“刵”，原来读去声。语言中先有“耳”这个词，然后引申出“刵”这个词。就口语来说，“好”的上去二读、“骑”的平去二读，跟“耳”产生“刵”的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好”上去二读、“骑”平去二读一直用同一个字来记录，而“耳”和“刵”用不同的字来记录。为了反映它们是同样的语言现象，我就用“变调构词”这个术语来概括这两种情况。天顺

汉语的构词不仅仅只有变调构词，还有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复杂式音变构词，这些都属于音变构词——利用语言中读音的改变来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

在读博士之前，我已经对汉语变调构词的材料有过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所收材料有好几本。我读本科时的古代汉语课是刘宋川师讲授的，宋川师讲课，很重视“四声别义”问题，几乎每节文选课都涉及，引人入胜。第二个学期，他给我们介绍了王力先生的上古声调系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古无去声之论。我想到《卫风·木瓜》里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报、好”押韵，好像是去声自押。如果古无去声，怎么解释这种押韵现象？我向宋川师询问，他的回答是：理解古无去声的理论，要从系统性的角度看问题，在《诗经》的其他地方，去声常常跟别的声调相押。但是这个回答还没有祛我心头之疑。天顺

我读本科时，借助湖北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市各新华书店，接触到大量“四声别义”的研究成果，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周祖谟先生《问学集》、顾炎武《音学五书》都有“四声别义”的内容，我都购置了。还有周法高先生的《中国古代语法》，其中一册是《构词编》，大量篇幅是研究音变构词的。这些都勾起了我研究汉字异读、汉语音变构词的兴趣。

1983年我留校任教，1986年在职考上湖北大学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郭锡良、唐作藩、祝敏彻、刘宋川四位老师，郭、唐两位老师是湖北大学的兼职教授。我的硕士论文是《广韵异读字研究》，具体由唐先生、祝先生指导。在搜集《广韵》异读字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四声别义现象，例如“虫”的去声一读。1989年硕士毕业后，我分别给锡良师、作藩师写信，试图通过《广韵》的异读材料证明，前人整理的四声别义材料有很多遗漏，需要继续整理。两位老师都鼓励我继续研究，争取将四声别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浸淫于学术史数年之后，我得到一个启示：凡是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能传之久远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新颖独创的前沿理论取胜，缺一不可；反过来，没有大量翔实的材料和原创性的前沿理论作指导，这样的作品就不可能流传久远。于是我全力以赴，全面搜集、整理四声别义的材料，有很多新发现，也遇到了不少疑难问题。天顺

所谓新发现，比如，像“好（上声）：好（去声）”这种写成同一个汉字的四声别义的例证在词源本质上跟“舞：巫”这种写成不同汉字的同源词是一致的，既然“舞、巫”是不同的词，那么“好：好”也必然是不同的词，传统所谓四声别义，其实就是上古构词运动的产物。1994年我发表的《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一文就反映了我的这种认识。刚好在这一年，锡良师的《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也发表了，没想到，我们的认识完全一致，这使我备受鼓舞。

我知道，我们原来接受的常识是：将四声别义分成两类，一类是区别词义的，一类是区别词性的。这种认识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难改变。但我搜集到的古书上的四声别义具体例证，往往跟“区分词性”之说对不上榫，这使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我曾经想尽各种招数，试图在“区分词性”的框架下拐弯抹角做解释，但这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只好放弃。我知道，面对着铁的事实，我们不能强事实以就理论，必须寻求新的看法、新的理论来解释事实。但怎样的新解释能解决自己的困惑呢？天顺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叫徐耀明，他在湖北教育出版社任编辑，一直想为我出书。我跟他谈起，想编写一本《四声别义字典》，在编字典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困惑，不知道能否得到他们出版社的垂青。我的这位老同学非常支持我想法，跟我说：这本字典，只要能请郭先生写序，他们出版社就可以出版。

锡良师是王力先生之后的大国手焉，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北大中文系学术气氛浓烈，语言研究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独树一帜。因此，我一直想继续在锡良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深信在他的启发下，定能祛我心头之疑。那时候，湖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各类课程紧张，老师人数太少，中文系不鼓励我继续深造。到了大约1993年前后，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开始掀起读博士潮，我才有了读博士的机会。

1997年孙玉文（后）博士论文答辩，一排左起：郭锡良、何九盈、何乐士、王宁、唐作藩、张双棣、宋绍年。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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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4年，我顺利考上北大博士研究生，再次投到锡良师门下。在北大南门报到时，陈丽帮助做新生接待工作。她一看我的签名，马上就说：你是孙玉文啊？郭老师叫你今天就去他家，要给你布置学习任务。报到之后，我就跟锡良师谈起想用编写《四声别义字典》的方式写博士学位论文，并且说：我相信自己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有相当多的新发现。到时候《字典》的写作如果他觉得满意，愿意赐序，那么就有出版社愿意帮我出版这本字典。锡良师告诫我：先继续打基础，除了完成规定的课程，要将他开的书单中所有的语言学著作都精读完，不忙着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博士论文不能采取编字典的方式，要求写论文。到时候看研究的兴趣，可以写四声别义方面的论文，也可以写别的方面的论文。但必须注意，假定将一篇论文的内容分成5等份的话，那么，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至少要保证有3/5的新意，才可以投入写作，否则，就不能达到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准。因此，如果你将来以四声别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那么你得向我保证，你这篇论文至少得有3/5的新意。天顺

锡良师所说的这些课程，除了北大规定的课程，还有他开的《马氏文通》研读、古音学两门课程。锡良师所开的这两门课，我硕士阶段都上过，《马氏文通》研读就是他讲的。锡良师说，硕士阶段上这两门课跟博士阶段讲得完全不一样，这次重新开设，重在提高，主要由大家讲研究心得，他来点评。

他所开语言学著作书单，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锡良师认为它们经过实践检验，是最值得精读的。他说：在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同时，也要关注最近的一些研究情况，但重点应该放在读经典上。有时候中途插进刚刚发表的他认为重要的论文，要求我精读，例如陈其光先生在《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发表的《汉语源流设想》。锡良师对我说，将来关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肯定会有一场大辩论，所以必须得提前做学术准备。为了检查我是否按要求读完他所指定的阅读书目，以及近期的研究有哪些所得，他规定我至少每半个月，最好是每一个星期都要到他畅春园寓所中去汇报学习情况，主要汇报自己读书的“见识”，也汇报近期自己对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的所得，他随便抽查，看我是否真正读过这些书，是否读到点子上去了。如果有“开黄腔”之处，他立马加以纠正。有一次，我因病一个多月都没有去锡良师寓所汇报，锡良师马上托人来质问：孙玉文最近怎么不来汇报学习情况？得知详情后，锡良师才放了我一马，由此可见锡良师对我的学业督促甚严。郭师母在世时常说，孙玉文是挨郭锡良的骂最多的。师母此言不虚。天顺

一年多的课程和文献阅读下来，我对四声别义的认识在锡良师的启发下逐步加深，原始材料和既有研究成果搜集得更多，有不少问题也想清楚了。最明显的进步是我将锡良师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的“音变构词”的概念细化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复杂式音变构词”四类，并且给这四类音变构词确定了4个术语。有了这个四分法，就能将所有的音变构词的配对词都合理地归入各类，能做到穷尽性地各归其类；同时我更自觉地将写成不同汉字的原始词和滋生词与写成同一汉字的“四声别义”的原始词和配对词，都囊括在“音变构词”这个更为宏阔的语言文字背景下思考问题。我跟锡良师汇报了研究进度、有可能创新的地方之后，他相信这篇博士论文能揭示相当多的规律，印证、补充、订正前人和时贤的一些结论，能推进相关研究，于是我们师徒商定以《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天顺

三

我起初对博士论文的框架设想是：《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分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部分展开理论探讨，分三卷：卷上是《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简史》，卷中是《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问题》，卷下是《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附录部分附上我计划撰写的《汉语变调构词词典》的部分内容。

锡良师对我说：既然既往对变调构词的研究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那么你的博士论文的附录以词典的方式展示你的具体研究成果，那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列出可信的考证，才能真正有说服力，打动学术界；附录的《词典》部分就不要了，可以采取考证的方式放到正文中去。就这样，我放弃了附录，准备将正文调整为四卷，加进卷二《古代汉语变调构词词表举例》，其他部分保持不动，只是将“卷上”之类的叫名改为“卷一”等等。天顺

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争取主动，我制定研究计划，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就提前尝试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除了写出若干具体配对词的考证条目外，卷一《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简史》准备分传统语言学时期和现代语言学时期两部分评述古今中外关于变调构词的研究成果。但是，光是我国古代对四声别义的研究情况，我就写了近10万字，篇幅太大。锡良师跟我说：你的文章是写给行家看的，不是向社会上一般读者普及变调构词研究成果，因此行家们都知道的研究成果就不要写得太多，既往关于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的历史必须要交代，但只需在前言部分概括性地写几百字就可以了，不必面面俱到；既往的研究可以在具体条目里面讲，这样别人容易了解既往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你现在所设计的四卷，由于将具体配对词的考证放进去了，里面肯定有不少新意，论文出来之后，肯定会带来一片叫好，但是要冷静，目前这种写法还是没有将你所搜集的材料全部解释清楚，你目前的研究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你已经知道，原来“区分词性”的那一类四声别义的很多例证跟材料对不上榫。怎样处理这些对不上榫的材料，你回避了，但是你既然以变调构词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那么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你的论文就不是前沿性的研究成果。二是在国内外，有人说有一部分四声别义是构形法，就我和你摸的材料看，这种说法是“小本钱做大生意”，没有穷尽性地掌握材料，没有将四声别义的音义区别真正搞清楚，遇到不合“构形法”的材料就不管不顾，或者胡乱解释，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例真正属于“构形法”的铁证，因此这种意见迟早会被人抛弃。赵元任先生说，“言有易，言无难”。要想将“构形法”的观点彻底打垮，必须将古代变调构词的材料一一搜集出来，将不同声调之间的词义区别真正解释清楚，如果所有的材料都不符合“构形法”的特点，那么“构形法”的说法自然站不住。你的这篇博士论文还不能解决后面一个问题，因为篇幅有限，博士论文写到10万字左右就行了。毕业之后要继续研究，争取早一点解决它，但是第一个问题必须在这次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解决。天顺

锡良师接着说：博士论文的正文，只要将你对800对变调构词配对词中最有创见的50对放进去就可以完成写作了，重点就是词条的考证，所选收的词条要有代表性，而且要有独到的发现，富于新意；不要专门辟一卷讲理论，应该向王力先生学习，不要空谈理论，理论研究必须是新颖的，要放在具体词条考证中水到渠成地得出来。天顺

我对博士论文的前期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开题报告顺利通过。我早已看出音义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四声别义又是属于音义关系研究最主要的内容，刚好清代谢启昆《小学考》将“小学”分成文字、声韵、训诂、音义四类，于是我在开题报告中特别引用谢启昆的这种分类，冀此强调音义关系研究、变调构词研究的重要性。但锡良师当场泼了一盆冷水，指出：谢启昆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音义关系研究还是应该放到训诂学当中去，训诂学有“因声求义”，如果将“因声求义”分出来，三种主要的训诂方法去了一种，那还搞什么训诂学？因此，在博士论文中，我没有将谢启昆的这个分类放进去。

在开题报告会上，先生们提了很多宝贵的研究意见。唐作藩、何九盈两位老师尤其强调论文最后应该有一个理论总结。锡良师起初不同意专门讲理论，报告会经过反复讨论后，锡良师退了一步：可以在论文最后专门写一点理论研究成果，但不要超过9000字。这样一来，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除了前面的“导论”外，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古代汉语变调构词词表》，另外一个部分是《汉语变调构词的若干理论》，论文大的写作框架就这样定下来了。天顺

孙玉文（左）、卢烈红（右）与郭锡良合影。图片为作者提供

四

1996年春天，我正式着手写主体部分的内容，是一个一个词条地写。我手头所掌握的变调构词材料远远超过了既往，写起来得心应手。常常是写出一些词条后，就送到锡良师府上请他审阅。遇到他认为写得特别好的，就在手稿旁边画圈儿，圈儿画得越多，就证明他认为此处写得越精彩。遇到他认为写得不好的，就在旁边批上详细的修改意见：问题在哪里，如何改进。

人们在研究问题时，容易被预设的一些前提所左右，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材料，既往将四声别义划分为“区分词义”和“区分词性”这两类，前一类是真实存在的，但后一类我原来只是被动接受，一直没有跳出这个魔障。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幡然顿悟，所谓“区分词性”的变调构词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变调构词的配对词中，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一定有不同，变调构词是“构词法”而不是“构形法”。一旦豁然理解，我所搜集、整理的所有材料都贯通无碍。

1997年春节前，我写完150对配对词的考证，送到锡良师府上，请他审阅。我则利用寒假回武汉过年的时间，将博士论文的理论部分全部整理出来。1997年2月25日，我从武汉回到北大，给锡良师和郭师母拜年，锡良师马上拿出他所批注的厚厚一摞拙稿，让我赶紧回宿舍修改，我则将理论部分交给他审阅。在锡良师的督促之下，我的博士论文很快就定稿了。最后，他叮嘱我，答辩论文中只需要放进100对配对词的考证就可以了，我于是在博士论文中放进了自己对100对词的考证。天顺

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变调构词配对词，达到1000多对。2015年，我的《汉语变调构词考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基本上将清代以前的变调构词配对词一网打尽，一一做出考辨。回想我研究汉语变调构词的历程，几近30年。《汉语变调构词考辨》的出版，既实现了自己几十年的愿望，也算是完成了锡良师的嘱托。我在整理出古代1000多对变调构词配对词的全部例证后，感到可以向世人汇报：这1000多对词，没有一对可以证明原始词和滋生词之间只区别词性，所有的原始词和滋生词之间词义都有变化，变调构词是构词法的产物，它不是构形法的产物。

对比我们读博士的时候，现在，我国招收的博士生人数是大大增加了，博士生导师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如何培养博士研究生，让同学们尽可能多地成为合格的学术研究人才，堪担大任，是当务之急。这些年来，研究生同学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一直广受社会的关注，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认为，作为研究生导师，应该像锡良师那样，真正起到“导”的作用；作为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在导师门下几年的学习生涯下来，能坚持真理，能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同时写出有分量的学位论文，那么该研究生同学可以算达到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回顾锡良师指导我写博士论文的历程，是希望对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同学提供一点借鉴，相信锡良师的在天之灵也会为此而高兴。天顺

（作者：孙玉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