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俗”的开掘 ——浅论刘半农在古典文献方面的贡献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才子”

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刘半农算的上某一种异类了。相较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他当时既没有留学经验，也非高等教育界人士，而是出身于与《新青年》所在的北京文坛相对上海文坛。在1915年为《新青年》摇旗之前，刘半农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所处理的工作，主要以翻译和出版外国通俗小说为主，那时的朋友也多是张恨水、徐半梅等人。可以说，那时的刘半农，几近于之后他自己所反对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这便造成了他的身份认同相较于陈胡钱等人的不同。鲁迅后来说道：“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贺麦晓谈及了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自我教育，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和提倡可以说是同仁中最为激进的。

尽管鲁迅认为他们成功“骂”掉了刘半农的“才子思想”，但毫无疑问，这段在通俗文学界的杂志工作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刘半农的新文学革命思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白话文学革命应从中国传统白话文学中学习经验。而刘半农无疑是在这一条路走的最为深入的，所谓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既包括白话小说，也包括白话诗歌和戏曲。刘半农的古典文献研究正是由这三方面组成。而贯穿着三个方面的，是刘半农始终将“俗文学”的研究当他的立场和出发点，在小说方面，他始终关注“下等小说”，诗歌方面则注重“歌谣”的搜集，而同时他还极力地搜集传统曲艺作品。从古典文献的角度看，刘半农在小说和戏曲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文将从主要这两个方面对刘半农的古典文献工作进行简要介绍。天顺登录

二对传统“俗文学”的整理

1917年，刘半农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至此起，至1934年7月染病去世，刘半农在短短17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古典文献研究。这些贡献首先体现在古典白话小说方面。

刘半农曾经点校过两部古典小说，一者是张南庄的《何典》，二者是董若雨的《西游补》。其中《西游补》较为著名，是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的作品。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在火焰山之后，祭赛国之前的一段故事，董说在书前回答中强调本书的核心在描述孙悟空勘破情根，这部作品无论从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是明末小说中的翘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价道：“惟其造事遣词，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 ，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可敢望也。”刘半农是当时第一个点校此书的人，同时他还撰写了长文《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附于书后，该文详细地考证了董说的生平创造及社会关系，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可以说是之后进行董说研究不可回避的一篇文章。而另一部《何典》则因为鲁迅的题辞而获得名声，此书以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小鬼活死人在鬼蜮中的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鲁迅在《<何典>题记》中认为此书：“谈鬼物正如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见这书讽刺艺术水平之高。此书的另一特色是使用了大量的吴方言，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中谈到：“此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粗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得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对以上两部优秀古典白话小说的点校工作，可以算是刘半农的在小说领域的第一重贡献，但他有小说的点校，同时也关注于通俗小说的理论和批评。天顺登录

因为早年间从事通俗文学的经历，刘半农始终关注于通俗文学的改造，并强调从新文学的视角对传统的通俗小说进行理解。为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的角度强调重新理解传统通俗小说的重要意义，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诗与小说精神上革新》《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中国之下等小说》等。这些文章都从“通俗小说”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传统小说，刘半农认为“通俗小说”是“上中下三层”社会共有的小说，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重新对中国传统小说加以阐发。他的《中国之下等小说》对传统的通俗小说进行了文体、材料、文笔、思想等四个方面的考察，对于传统通俗小说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概括，如他注意到传统小说中韵文与音乐性相配合的特点，通俗小说虽文笔不佳但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描述却十分到位，并对下层小说的思想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总结。这些观点既精炼又发人深省，尤其是刘半农注意到下层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地位，并从此出发重新理解下层小说，而不是对传统小说进行一味地否定。天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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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在他那著名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要改良韵文，需要“提高戏曲于文学上之位置”。从那时起，他便持续关注中国的传统戏曲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属《中国俗曲总目稿》，这不说共搜集俗曲六千多种，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早期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的重要整理。与戏曲研究相结合，刘半农还对中国古代声律有着深入研究。结合他自身的语音学研究，他写有《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文章，对中国古典的音律研究有着很大的贡献。与此类似，基于他的语言学背景，他以自己搜集的大量通俗小说和戏曲作品为语料，与李家瑞一同编著了著名的《宋元以来俗字谱》，本书是对宋元以来的俗字分化和演变的重要研究著作，刘半农自谓：“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来俗字的演进和变化的程迹，也就十不离八九了。”这部书几乎可以称得上刘半农语言学论著中的扛鼎之作了。天顺登录

刘半农的兴趣十分广泛。除了以上的贡献外，他还曾点校了韩偓的《香奁集》；在巴黎抄回了很多重要的敦煌文献，并编成《敦煌掇锁》一书；以及对太平天国的文献有一些整理。总而言之，这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有着巨大贡献的重要学者。

三从“俗文学”到“新文学”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刘半农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俗”的概念展开。而在“俗文学”的概念下，是刘半农对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分类观念，依据这一观念，从读者、作者与文本内容三个角度，对文学进行重新分类，并从“通俗文学”分出可以保留的元素以及必须得到修正的元素，这便是刘半农的“文学改良”之基本思路。由此，我们将发现，位于刘半农改革方案核心的实际上是“分类”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中重新发现了“通俗小说”和“俗曲”，又在“俗文学”中发现了“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这些分类的最终目的，则是完成“文学改良”，走向“新文学”。这一思路不仅仅存在于刘半农的论述中，同样存在于新文学的其他提倡者中。如胡适便从白话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分类，划出文言的文学和白话的文学两类；又如废名将诗的分类“散文”和“真正的诗”两类，从而将李商隐和马致远加以区分。天顺登录

通过“分类”，新文学的提倡者们重新切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学，并将之与“新文学”勾连起来，从而使“新文学”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的某种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些“分类”看似是将原有的文化或文学加以新的理解和阐释，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重新加以划分的，并不是传统内原有的东西，而是来自传统之外。以“白话文”为例，胡适称之为“活的文字”，而“文言文”则是“死的文字”，“死”与“活”之间显然是不可互容的，倘若“文言文”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学史，那么“白话文”则意味着发现一种传统文学之外的东西，而对古典白话小说的梳理，则意味着从传统文学之外的新文学去发掘传统文学中的东西。更为典型的是，将晚清时的“华夷之辨”，将之与晚明时“华夷之辨”相比较，将发现清朝是将自己的融入“华”的文化而清除了自己“夷”的身份。而在晚清民初，“华”的文化则是将自己与现代文化相联系，而重新获得合法性的。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谈及欧洲19世纪知识转型时说道的：“[新的知识]出现在旧的知识形式不存在的地方，在它们所留下的空白的空间里。”天顺登录

但是，在这样的“分类”方法中，更为重要的是分类如何实现，新文学与旧文学如何相对接，“白话文学”“俗文学”“人的文学”等新概念则成为了对接可能的空间。限于篇幅和笔者学力的问题，这里并不能展开这一空间中具体的运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