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离开我们已有14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已与先生相识27年，学术研究得到其鼎力相助的我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81年。记得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冤案中蒙难二十余载后，终于正式平反、恢复教授职称并迁入复旦六舍51号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1955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去探望，恰逢耿庸先生亦在贾府。耿庸先生我是久仰大名的，他在胡风冤案中坐了十一年冤狱，妻子王皓亦因受牵连而投黄浦江自尽。但耿庸先生在平反后十分敬业，两次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我们与耿庸先生相谈甚洽，当他了解到我在因明研究上有所著述时，便说王元化先生对因明学颇有兴趣，要介绍我认识王元化先生，我当然乐意。他立即打电话与王先生联系，约定见面日期。

2005年3月5日，王元化先生（中）与作者夫妇在庆余别墅畅谈

大概过了两三天，我与内子朱碧莲便趋府造访。王元化先生了解到内子朱碧莲在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曾听过他的选修课，非常高兴，这毕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复旦中文系兼职任教的事了，二人竟还有师生之谊。王先生对我的因明研究很感兴趣，他告诉我，他主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正计划出一套《中国学术丛书》，其中计划列入一部因明研究著作。我告诉他，我于1979年已完成《因明学研究》一书，原本商务印书馆已列入出版选题，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但当我将修改稿寄去后，却突然被退了回来。责任编辑W先生附了一封退稿信，说是Y先生对拙稿提出不同意见，故此作罢。我对商务印书馆这位W编辑的偏听感到很失望。于是转而求其次，在友人的介绍下，送到一家S省人民出版社，但其时该社派性斗争还很严重，两派意见不一，一拖就拖了三年。王先生听我这么一说，便让我将稿子要回来，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看看。天顺

过了一段时间，王元化先生派资深记者姚芳藻女士同我联系，我将手头留存的一部复写稿（当时尚无复印，故存底便用复写纸复写）交给她，并将当初商务印书馆请南亚研究所副所长黄心川先生的审稿意见也一并交给了她。黄心川先生的审稿意见对拙稿作了充分肯定，正由于此，商务印书馆起初会将拙著列入出版选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也很慎重，特地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编审叶笑雪先生来审读拙稿，叶先生对佛学深有造诣。后来叶先生也给予拙稿充分肯定的审读结论。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将拙作列入《中国学术丛书》。1985年，《因明学研究》一书终于出版。尽管在此之前我已在《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诸多论文，但此书一出，加强了推动力，我终于被聘为教授。天顺

1986年9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名单公布，拙作《因明学研究》忝列“著作奖”。其时我去王元化先生家造访，谈及此次评奖，王先生说市委宣传部新任部长来看望他（王元化先生是前任部长），王先生对获奖项目略有微词，说《因明学研究》为什么只给了一个“著作奖”而不是“优秀著作奖”。我一听忙说：“能获得‘著作奖’就不错了！”确实，《因明学研究》乃初创之作，还不够成熟，我后来作了多次修订，并且从原来的九章增写到十四章，收为《佛教逻辑研究》一书的第二编（改题为《佛教逻辑学》）才显得比较成熟。

1995年冬天，王元化先生赠送我一副对联，上联是“呕血心事无成败”，下联是“拔地苍松有远声”。含意颇深：既喻己志在高远，复励人孜孜以求，且笔法苍劲，力透纸背。我一直将其挂在客厅墙上。

2002年春寒料峭的一天，我与内子朱碧莲一同到吴兴路王元化先生的新居去看望他，闲谈中他问起我近来在搞什么研究，我说正在研究敦煌的因明写卷，其中唐代净眼法师的两种因明文疏失传已一千多年，直至清末才在敦煌藏经洞出土，后被法国考古家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两种文献是敦煌无名草书高手抄录而成，不仅书法价值高，其文献价值更高，可惜至今无人能解。王先生听了很有兴趣地问：“那你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说：“我花了两年时间，终于根据草书写卷写出了释文。我将释文寄到台南湛寺，请这座寺院的大和尚水月长老指正。水月长老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因明专家，他告诉我日本龙谷大学校长武邑尚邦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经写出了释文，并附来武邑氏释文的复印件。当时我觉得很惭愧，白花了两年时间竟炒了人家的冷饭！我心有不甘，便通过老友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滕本隆志要来了武邑氏的《因明学的起源与变迁》全本复印件，细读释文，发现我的工作也没有白费精力，二者有互补之处。”王先生说：“你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将释文印行成书，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介绍你去找一下蒋放年，他创办的华宝斋书社很不错。华宝斋书社专印线装书，将净眼的两种因明论疏印成线装本更合适。”我说：“这自然最好。”于是王先生就拿起电话与蒋放年通了话，在通话中他回过头来问我：“大后天你能到富阳去同他直接面谈吗？”我点点头，就这样约定了见面时间。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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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一早出门去浙江富阳（今杭州富阳区），到达富阳已是中午时分，我在车站附近匆匆吃了点东西，便乘出租车去文化村。这时蒋放年先生久等我不来，便陪其他客户外出用餐了。我只得在其女儿安排下参观了他创办的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内设造纸、印刷和古籍陈列室等，已颇具规模。后来蒋总回来了，我们便回到办公室洽谈。他大致翻阅了文稿，提出初步想法，可以做成一函两册，上册是释文，下册是写卷原文。然后他说：“不过做这本书成本要好几万，稿费就不给了，务请沈教授谅解。”我当然不会要稿酬，但我提出要七十部赠书，作为我年届古稀的一个纪念，而且希望在中秋节前出书，以应我七十初度之需。这两点他都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一并叫来了他的女婿张经理，要他负责落实。后来他们很守信用，中秋节我在浙江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他派人将一部分样书送到我所住的宾馆，以应我赠送友人之用。这部线装书确实做得很精美，令人艳羡不止。读书一辈子，能出这样一部古色古香一函两册的线装书，真可谓于愿已足了！回沪后不久，我又收到两大箱书，补足了七十函书。天顺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元化先生住在瑞金医院，便前往探视。王先生告诉我蒋放年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我的书才出版不久，怎么他这个人就没有了呢？王先生说他得了胃癌，只当是一般胃病，仍一心忙于工作，延误了治疗，入院已是晚期，不到一个月就不治而亡了！我不禁想起在出书过程中，我有点不放心，曾两次给他打电话询问进度，一次他说正在香港出差，一次说是在北京出差，但他总是保证不会误事。可见他四处奔波，确实太忙，但他做事很认真，讲诚信，所以他能创出一番事业来。天顺

《敦煌藏经之净眼法师因明论疏写卷》面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刘培育研究员向我提出，这释文还是不容易看懂，最好予以详解。我觉得难度太高，正在犹豫之中，一次与王先生谈及此事，他认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力主我一试。他的话帮助我坚定起了信心。于是我不顾年迈，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我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写了四篇长文，前两篇是疏释和评点净眼法师《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的，分上、下篇，每篇约三四万字。后两篇是诠释并评点《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的，每篇亦为三四万字。基本上是每年一篇，发表在台北《正观》杂志上。在研究解析净眼法师两种因明写卷的过程中，我每次去王先生处（王先生后来又在衡山宾馆和衡山路庆余别墅长住），他都会关心地问起研究进度。天顺

后来我又花了一年时间，依据敦煌石窟出土的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上卷写本，并参考支那内学院整理的四卷本《庄严疏》，进一步爬梳剔抉，整理复原了三卷本《文轨疏》，这样就形成了《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一书。一天我去庆余别墅探望王元化先生，他正躺在床上吸氧，病情好像严重了一些。当我告诉他我终于完成了《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一书时，他笑着说：“不容易啊，五年辛苦不寻常啊！”然后抓起床边柜上的电话，拨通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兴康社长的电话，说了我这本书的大概情况，希望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来出版。然后将电话交给我直接与王社长通话。我与王社长当即约定第二天面洽。就这样，连出版的事也有了眉目，我非常高兴。但王先生抱病为我的书联系出版事宜，又令我非常不安。

2008年5月9日，当我将《敦煌因明文献研究》最后一遍校样送还编辑部时，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王元化先生病故了！我本来在自序中有这样的表述：“本书之出版得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王元化教授鼎力支持……特致谢忱”的话，得知噩耗后，第二天我又急忙补记了如下一段话：

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当代学术巨匠王元化先生与世长辞，百身何赎，感慨怆然！然先生之学术思想永存，先生生前络绎惠赠之十数种大著堪慰我心。先生曾对本书之撰写深为关切，时相问及。拙稿甫成，复承先生抱病亲为致电联系出版事宜，此景此情，感人肺腑。谨以本书作一瓣心香，遥致哀思！天顺

过了一个月，也就是2008年6月，《敦煌因明文献研究》出版了。我拿到样书后即向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的王元化纪念馆奉献了一册，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重。

2010年12月，此书被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为一等奖。2011年12月，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入选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这两个奖项的获得，亦可告慰于王元化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2022年11月21日写毕 时年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