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宏猷兄最初相识，是在1984年夏天。当时，诗人饶庆年在他的家乡蒲圻（今赤壁市）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荆泉山诗会”，邀请了许多知名的诗人、作家去蒲圻朗诵诗歌和采风。记得老一辈诗人有徐迟、曾卓、莎蕻等，年轻的诗人有叶文福、陈松叶、刘益善、汪芳、董宏猷、谢克强等。还有几位更年轻一点的、在创作上刚刚起步的作者，有梁必文、胡鸿、肖石兰和我等。那年我刚20岁出头，宏猷也才34岁。记得诗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坐在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意犹未尽，继续打开诗集朗诵起来。看到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作者就像胡鸿当时的一首诗里写到的小鸽子一样“叽叽喳喳”的，宏猷笑着对刘益善说：“益善你看，徐鲁他们现在看我们的眼神，像不像我们二十几岁时，看徐老、曾老他们的眼神？”宏猷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还几次向我描述过在火车上的这个场景，可见这一幕也给他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那一天是7月16日。宏猷在我随身带的一个本子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作为赠别留言：“每个人都有开花的季节。抓住时机，让花儿开得绚丽些罢！——一个曾经‘开过花’的人。董宏猷1984年7月16日于蒲圻列车上。”他还在留言旁边写下了自己当时的通讯处：武汉市总工会《主力军》编辑部。——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这个本子。这页赠言，成了宏猷兄留给我的最早的、最宝贵的纪念。天顺

在这个本子里，我还看到了诗友肖石兰（她是当时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作者中，长得最美也最有才华的一位女诗人）写给我的一首诗的手迹《致——》：“对于你/我的心发出沉重的叹息/有如霪雨中的雷声/或者风暴下的弄潮儿/或者一个弹弓/落在处女的森林里/你就要走了/随着那片绯红的云彩/带走目光的温柔/脸庞的坚毅/扔给身后的/是一个渐渐缩小的背脊/哦，友人/如果你有闲暇/请摸摸你的衣袋/是否一只装着事业和爱情/另一只装着沉甸甸的友谊。”

这就是80年代初期的我们。年轻、单纯，心地干净、明亮而又浪漫。宏猷那时刚离开任教的中学不久，还没有蓄须，身体也没有发胖，看上去很像个中学教师。但他写的字，跟他后来几十年里的字体一样，已经呈现龙飞凤舞的姿态了。

一年后，他发表了短篇报告文学《王江旋风》。这篇作品成为新时期中国少年报告文学名篇之一，也是宏猷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一篇作品。80年代后期，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用现在的标准看已经是一个小长篇了）《少男少女进行曲》（1987）。接着，创作于80年代的《温暖的冬夜》等短篇小说也结集为《湖畔静悄悄》（1988）问世。宏猷早期创作的这两本书，都是由本地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天顺

可惜的是，当年参加荆泉山诗会的肖石兰，后来不再写诗了。张罗过荆泉山诗会、以一部诗集《山雀子衔来的江南》享誉诗坛的诗人饶庆年，也在1996年英年早逝。青春芳华是宝贵的，但也最容易凋谢。或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宏猷兄赠言的分量：“每个人都有开花的季节。抓住时机，让花儿开得绚丽些罢！”

二

1988年秋天，在我的故乡胶东半岛的烟台芝苤湾海滨，中国文联和一些单位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名为“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趋势研讨会”，宏猷和我，还有时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余芷芳大姐，受邀与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很多儿童文学界的前辈，我记得起来的有陈伯吹、田地、浦漫汀、任大霖、郑马、康志强（严文井先生的夫人）、任大星、樊发稼、王一地等，这些前辈如今都已离开了人世；今天还健在的，有蒋风、束沛德、圣野、段杏绵（马烽先生的夫人）等老师。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高洪波、方卫平、关登瀛等朋友。

这个时候，宏猷的一系列“梦幻体”小说正在陆续发表。他告诉我和余大姐，为了这些小说，他差点把性命“搭进去”——因为经常熬夜，他的心脏出了毛病，所以现在身上总是带着一种“速效救心丸”。熬夜写作也给他的身体机能带来了紊乱，他的身体显然发胖了不少。天顺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人结伴从济南回武汉。但那个时候从济南到武汉的火车班次很少，火车票非常难买。我们三个人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票，另外两张是站票。女士优先，硬座票给了余大姐，我和宏猷只好一路站着。那趟火车上非常拥挤，连洗手间都挤满了人，倒是不用担心自己会站不稳，因为人挨着人、人挤着人，连一点转身的缝隙都没有。这样站了几个小时后，宏猷对我说：“徐鲁，我有点受不了了，心脏很不舒服了。”我吓了一跳，但一时半会儿又挤不到余大姐所在的那个车厢里去，这可怎么办呢？

那时我身体很瘦，人一着急，力气好像瞬间变大了，三下两下，竟然给宏猷找到了一个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的空间：我好言跟人商量了一下，把一个硬座底下的行李拖出来，在地上铺了两张报纸，好不容易才让宏猷躺进了那个硬座底下。委屈是委屈了一点，但总比一直站着强。也可能是实在太劳累了，宏猷事后跟我说，他躺到地上不一会儿，竟然呼呼地睡着了！——现在回忆起这一幕来，我的心里像被什么撕扯着一样痛楚难受！我想到，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苦，还有什么委屈和狼狈，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呢？天顺

第二年，1989年5月，宏猷的力作、长篇梦幻体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作为“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之一，在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前身）出版。这部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已经有很多评论家写过长文论述，这里不再赘言。这部作品为宏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影响，也奠定了他作为湖北儿童文学的领军者、中国新时期最具实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的地位。

80年代里，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有个很好的“传统”：不定期地联合当地有关机构，为自己在全国各地的重点作者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宏猷、韩辉光和我，都算是《少年文艺》的重点作者，1989年，《少年文艺》派出一个由编辑和评论家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团队来到武汉，在汉阳古琴台分别为宏猷、辉光和我，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个作品研讨会。随着研讨会的结束，属于我们的“激动人心的80年代”也结束了。

三

90年代初，我从鄂南调到武汉，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先是在余芷芳大姐手下编文学图书，不久又分到《少年世界》做期刊编辑，与宏猷往来的机会也更多了。

湖北省作家协会先后成立过青年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工作委员会，我们两人都是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又一起当选两届省作协副主席，前后有十多年时间，时常在一起开会和参加活动。天顺

1992年秋天，宏猷找到我，希望我能去一次南昌，帮他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原来，他在湖北省新华书店的一位朋友，许诺可以帮他销售1万册《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前提是要把“一百个梦”拿到湖北来出版。这件事，宏猷觉得自己无法向张秋林社长开口，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然很愿意出版这本书，但如果是少儿社的总编出面去找张秋林，估计张秋林也不一定肯给面子，所以，宏猷跟我说：“我和余芷芳大姐商量了一下，觉得由你出面去南昌‘斡旋’，没准能办成的。”宏猷当时用了“斡旋”这个词，我印象极深。然而，当时我与张秋林还无任何交往，也没见过面，江西少儿社我只认识一位彭新元（他当时好像是总编室的主任），我心里也没底。宏猷说：“你就先去找新元，让新元带你去找秋林。”于是，我从出版社财务科支了一笔钱（准备到南昌请客用的），坐上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去了南昌。

感谢老朋友彭新元的帮助，他不仅介绍我认识了张秋林，还介绍我认识了文学编辑邓滨、美术编辑魏林等。彭新元请我吃了一次豪华大餐，有邓滨、魏林等人作陪，然后是原班人马，我也回请了南昌的朋友们一次。张秋林那时就已忙得像“华威先生”了，根本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好在他爽快地答应了，湖北少儿社可以印一版“一百个梦”。这件事，就这么“斡旋”成功了，比我预想的容易得多。宏猷和湖北少儿社皆大欢喜。后来宏猷在好几个场合提到我的这次南昌“斡旋”之旅。天顺

第二年，1993年5月，湖北少儿社为省新华书店推出了“一百个梦”的“定制版”。但是说实话，这一版的装帧设计实在是太难看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了一下，竟然还能找到30年前的这个版本。现在的长江少儿社已经拥有了“一百个梦”的“百年百部版”，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早在30年前就以“湖少社”名义出版过一版“一百个梦”。

四

90年代里，除了《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宏猷创作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少年小说《十四岁的森林》。

1993年夏天，我所任职的《少年世界》杂志社，与上海《少年文艺》、香港《突破少年》联合，在长江三峡举办了一次名为“希望之旅”的夏令营。宏猷到宜昌报到时，背着一个奇大无比的黑色双肩包，看上去像我们经常见到的徒步旅行的外国“背包客”一样。原来，他正在准备创作下一部小说，背包里装着几大捆关于森林的资料，还有成捆的稿纸、好几瓶墨水以及锅碗瓢盆和药品等等。果然，夏令营闭营的当天下午，宏猷就和我们道别，独自去了大老岭林场——靠近神农架地区的一片原始森林。他留给我的是一个背着沉重的大背包的背影。他要去写他的作品就是《十四岁的森林》。天顺

大约十来天后，我在武汉收到了他托宜昌的朋友寄回来的信。他告诉我，他上山的那天，山上正下着雨，山山岭岭全淹没在茫茫的云海雾涛之中。一直到晚上八点钟，他才看到了从大山黑黝黝的缝隙中透出来的灯光。在信上，他还忍不住欣喜地写道：

我爱大森林。我爱原始森林里那些被称为‘活化石’的珍稀树种，我爱莽莽群山中那些飞溅的瀑布与清澈的小溪。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山中漫游，一只蓦然惊飞的锦鸡，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一片山岩上绿色的苔藓，一朵小路边金黄、紫红、洁白的野花，都使我感动。我已是连续第四年到大老岭的森林里来了，我不仅仅是为了写小说而来，而是觉得大森林给予我一种与自然更接近，甚至融为一体的生命体验。我常常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林中的一块岩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四周静极了，整个世界安静极了，这时我于恍惚中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棵树，一块岩石……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里，他写着自己的那部被他称为“悲壮而抒情的森林诗”的小说。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无须把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分开来说了。他的这种写作生活，似乎本身已经是一部作品了。就像苏联作家盖达尔和巴乌斯托夫斯基一起躲到梁赞附近的美肖尔大森林深处写作的日子一样，大森林给予他一片心的安静和思维的敏捷与愉悦，更给他一种生命按照自己的轨道自由运行的最佳状态。天顺

“瞧这句话，正是一只山雀头朝下，挂在一棵槭树枝上，窥视你的窗户，企图偷走金莲花种子时我想出来的。这些种子在你的窗台上晒着。你记得吗？”在美肖尔森林，盖达尔是这种愉悦地和巴乌斯托夫斯基一起回忆着他的写作状态。我想，董宏猷在大老岭森林里写作时的情景，和他们是多么相似啊！不信，就再看几段宏猷的来信：

现在，在我的窗前，就插着一束刚才散步采来的野花，一根昨天傍晚独自在山林里漫游时拣到的锦鸡的野花羽毛……

正写到这儿，一只黄色的蝴蝶从窗口翩翩飞进来了，正好栖息在稿纸上。我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它，因为它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读者了……

从夏天上山，一直到10月份，入冬之前，他不停地写着，完全与世隔绝了。茂密的胡子和蓬蓬的长发，使他的外貌几乎变成了“野人”。有时半夜里放下笔，他竟会真的对着寂静而深远的大林莽啸叫几声，其声调就更与“野人”之音近似了。大约是在当年的大雪封山之前，他走出大老岭森林，下得山来。他写满了上千页稿纸，用掉了带上山去的所有的墨水。25万字的小说完成了，他才从山林里回到人间来。天顺

关于《十四岁的森林》，我在90年代曾写过一篇书评《森林作证》，刊发在《少年世界》上，也收进了我当时出版的散文集《与十六岁对话》，以及前几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一部评论文集《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中。幸好有这篇文章，记录下了宏猷当时写给我的一些书信的片段。这些书信肯定还在，但不知被我保存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这篇书评里还写了这样一段评价：“它是一阕共和国同龄人的青春壮歌，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森林史诗。……读着董宏猷的这部小说，我想到了王蒙的《青春万岁》里的沸腾的青春和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英雄主义精神，还有《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的艰苦，《被开垦的处女地》里的斗争，《古丽娅的道路》里的磨练……董宏猷他们这代人是深受这些作品濡染的，《十四岁的森林》里的这群少年，也是带着这批作品进入黑风岭的。青春、理想、爱情、斗争、团的荣誉、党性……还有大森林的历史、大自然的壮美与变幻，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这一代人的青春与奋斗的见证，成了这一群年轻的创业者的活着的丰碑。这是我们的文学所久违的主题和题材了。我们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读者，不见这种热血青春的崇高与壮美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们远离了艰苦的年代，不知道这个世纪，同一片天空下还有过这样的14岁15岁。他们从诞生起就被太多的甜腻而酸软的，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包围得紧紧的。他们需要一种壮丽的、崇高的精神营养来滋育他们过于柔软的心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四岁的森林》就有如空穴来风、空谷足音，弥足珍贵和难得。”天顺

将近三十年后，我再来看自己当初对《十四岁的森林》的评价，感觉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学观”，与今天仍然是一致的，真可谓“守至老迈，老亦不改”。实际上，宏猷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也在于此：“写出一代人的悲欢离合”，“让我们的后代了解我们曾经历了怎样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十四岁的森林·后记》）。

2009年，我和翌平兄主编《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共40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承蒙宏猷支持，把《十四岁的森林》也列入其中。至今，我也还珍藏着宏猷当年题签赠送的这部小说的初版本（“中华当代少年文学丛书”之一，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天顺

五

大概是因为创作了《十四岁的森林》的缘故，宏猷从此对自然山林的题材格外迷恋，兴致勃勃，锲而不舍，不断有这类题材的新作问世。比如他写过以神农架山林为故事背景的“野人谷”探险题材，也写过在神农架寻找金丝猴的题材。这个时期他还迷恋上了野外摄影，出版了不少自己撰文、配上自己拍摄的动植物图片的“图文书”。有一阵子，大约是因为彭懿、桂文亚等喜欢摄影的作家们的推动，这类“图文书”很受出版社青睐。宏猷原本就是兴趣广泛之人，所以旋即也加入了摄影“发烧友”的队伍。

2003年，我在湖北少儿社负责文艺编辑室时，也为宏猷出版过一部他自己撰文、自己摄影的山林题材图文书《森林笔记：与大自然对话》。在我看来，他的这些自然山林题材的作品，皆可视为《十四岁的森林》未了的“余绪”，但也都没有超越他在《十四岁的森林》里奠定的“自然观”与“生命观”。

他写野花，写森林，写动物，写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皆如他在《十四岁的森林》里所坦承的，“那是一个真诚的灵魂在为你深情的歌唱”。正如他在那部小说结束时，用散文诗一般的文字所抒发的一种情怀：

他们走进森林又消失在森林里了。他们化作了森林里的一株幼松，一朵野花，一股山泉，一阵轻风。他们走进森林又与森林融为一体了，他们的生命与青春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与青春。森林不畏惧死亡。森林中的死亡对于生命是必需的。没有死亡也就没有新生。森林也不需要墓碑。因为墓碑只能记录生命的一段历程，而不能记录生命的永恒的循环。如果说墓碑代表着一种纪念与怀念，那么，在森林中，每一株树木，每一茎小草，都是他们母体的墓碑。因为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的成长，以及不断更新的创造，便是最好的纪念与怀念。天顺

今天看来，这其中似乎还有某种“谶语”意味。这些悲壮而沉重的文字，也像是宏猷在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梦想着去走遍山野大地的壮志豪情，写下的“非人工的纪念碑”的碑铭。

六

大约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我和宏猷的一位共同的老朋友、儿童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著名出版人的孙建江兄，不仅从儿童文学理念上，更是从儿童图书出版上，极力倡导和推崇“幽默儿童文学”，陆续推出了一套选题庞大的，凸现幽默风格、儿童游戏精神和快乐理念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睿智的建江把任溶溶先生推到了“幽默儿童文学”的“第一宝座”上，可谓“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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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江还特意枉顾武汉，动员宏猷和我加入“幽默”阵容。但我深知自己身上没有多少幽默感，也写不了幽默风格的作品，所以未敢应承。宏猷倒是素来有幽默气质的，所以他与建江兄一拍即合，从幽默小说《胖叔叔》开始，陆续写出了一系列带有游戏和幽默搞笑风味的儿童小说，跟他过去的那些浪漫甚至悲壮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建江把宏猷的这类作品做成了一个“董宏猷系列”，如《天上掉下个胖叔叔》《老鼠为什么爱大米》《快快乐乐写作文》等。天顺

宏猷在这个系列里，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流行歌曲《两只蝴蝶》的歌词，书中似乎始终也回旋着一种类似“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的诙谐与亲和的旋律。这个旋律来自书中塑造的“胖叔叔”（其实就是以宏猷自己为原型）这个人物。这个喜欢唱歌和拉小提琴的“胖叔叔”，是一所普通中学里的一个所谓的“爹不疼、娘不爱”的“慢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他幽默、宽容、任劳任怨，凭着自己对那一班被打上了“慢班”和“差生”标记的学生的理解、耐心与亲和力，最终竟然将这个令人头疼、望而却步的班级，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上进心和凝聚力的集体。“胖叔叔”用自己的耐心和热情，在因为偏见和冷漠而被几乎遗弃的一片童心的荒地上，耕耘和浇灌出了美丽、自尊和自信的花朵。他用事实向全校、向孩子们，也向所有的家长和整个社会，证明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没有残缺和自弃的童心，也没有什么“慢班”与“差生”，真正差失和缺席的，是我们对这些孩子的爱与知，对这些心灵的宽容、尊重与引导。天顺

“胖叔叔”是宏猷为当代儿童文学人物画廊里增添的一个形象真实、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我曾经撰文说，这个形象，可以与中外儿童文学中诸如“长腿叔叔”“阿尔穆爷爷”“乡村女教师”“小头爸爸”等人物形象并肩而立。

“胖叔叔”的人物塑造，显然融入了宏猷年轻时代有过的、多年在普通中学任教的生活经历。

出现在他的故事里的那些被校长和别的老师视为不可救药的所谓“差生”，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当他们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每一只碰到他们的鸭子，那些所谓“火箭班”的男生女生，都会无情地奚落和歧视他们。可是渐渐地，他们在“胖叔叔”的引导下，脱下了难看的灰色旧装，而披上雪白亮丽的羽衣，并且自由地展开宽大的翅膀，满怀信心地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人们这才如梦方醒：原来他们也是一只只美丽的白天鹅！宏猷用一些真实的、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校园故事，告诉了孩子们一个真理：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要看你的天空从哪里开始。“丑小鸭”的天空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和安徒生一样，董宏猷在他的书中给予小读者的回答是：它不是从多么巍峨的山峰开始，也不是从多么高远的云彩开始，而是从你低下头看见了自己真实的倒影，即认识了你自己，因此建立起自信和自尊的那一刻开始的。天顺

这个系列，幽默归幽默，好玩归好玩，但也表达了宏猷的一种公正的道义感、责任心和文化良知，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下一些短视的、扭曲的和极其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与教学方法的质疑与反驳。

当然，这类书，终归是一种“类型化童书”的写法，在追求文学性和童趣化的同时，也添加了不少带有迎合儿童趣味的娱乐、游戏、时尚、网络、作文指导等等元素。我记得我曾跟宏猷打趣说：“我还从没见过一部儿童小说，书名叫做《快快乐乐写作文》，这明明是一本指导写作文的书名嘛！还有《老鼠为什么爱大米》，一定要起这么‘媚俗’的书名吗？”宏猷为人宽宏大度，只是“呵呵”笑了一下说：“浙江的朋友，比武汉人更懂得‘生意眼’。”实际上，浙少社确实是把宏猷的这个系列作为“畅销书”来打造的。

现在想来，我也真是太心直口快，根本不懂“看破不说破”的道理，当时多少是让宏猷有点尴尬了。好在他不计较，我也没有把这位老大哥当“外人”。宏猷希望我能为他的这个幽默系列写篇书评，我虽然不懂幽默，但还是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了，题目叫《给我快乐，其余免谈》，也收录进了我的《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中。天顺

“幽默系列”不是宏猷创作中的“主流”，但也显示了他的一些新的追求和突破。我在那篇书评里对他这个系列至少肯定两点：一是在“胖叔叔”这个老师形象的身上，具有对一些传统的、陈旧的和带有狭隘和偏见性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颠覆性与反叛意义；二是这类轻喜剧般的小说故事，既是当下儿童生存环境中的“原生态”的真实呈现，也未尝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书写策略。这是因为，当一本童书能够将沛然文采、幽默品格、游戏精神、时尚元素、教育作用、实用价值等共冶一炉之时，它的畅销也许是可以预见的。

七

众所周知，宏猷是一个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多才多艺的人。有一次，我向他表示了对他的多才多艺的钦羡。宏猷告诉我说，他从小就比一般的同龄小伙伴包括比他的弟弟宏量，更显得“灵醒”（“灵醒”是武汉话，聪颖活泼的意思）。因此，他从小就常听自己的母亲，还有别的长辈提醒过他：“伢哎，艺多不养家咯！”

大约是在1999年，台湾的作家好友桂文亚来武汉，我请宏猷过武昌，陪文亚一起来舍下小聚。当时我的女儿才10岁，正在学习弹钢琴。宏猷一看客厅里有架钢琴，立刻就打开琴盖，兴致勃勃地给我女儿弹了一首比较简单的曲子。虽然没有他吹的口琴那么技艺精湛，但能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已经让我和文亚感到惊讶了。直到今天，小女还记得小时候，“大胡子”董叔叔为她弹钢琴这件事。天顺

宏猷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他对老武汉的市井俚俗、方言土语、美食小吃的熟稔。他是在汉口长大的，生长于斯，游玩于斯，对老汉口的“码头文化”浸淫日久，如数家珍。他曾写过一系列谈武汉小吃的文章，还结集出版过一本关于老汉口的小品集《好个大汉口》，也创作过电视连续剧《汉口码头》。所以说，他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汉口“码头文化专家”。

《好个大汉口》全书由小吃、江湖、码头、纤夫四辑文字编成。这些文字，记人事、述掌故、谈吃食、说文化，皆有情致。对一些市井街巷、岁时风习，间作小考证和小评说，亦态度亲切。行文间容有戏言，方言俚语，不求雅洁，却也质朴无华，活泼可喜。他善于从一些小细节里发现大汉口的大历史，从某些俗语、某些情态甚至某些日常生活风习中，去寻绎和证实汉口的务实、灵活而又不失浪漫、义气，喜欢“斗狠”、敢为人先却又小富即安、不求极致等市民性格、生存智慧与城市风气。“读者可以透过我的足迹，看到老汉口过去的旧痕。”他在后记里这样说过。这里的“足迹”，不唯是他生长的印迹，也是他出于对汉口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而自觉地穿行在汉口的旧巷和老街深处，去探究和发现汉口往事的行踪。天顺

宏猷的这本书，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个话题：几乎每一座城市，最终都会选择出一位或几位优秀作家，作为自己的“城市代言人”。这些作家，必须能够悉心洞察和揭示这座城市的秘密和命运，能够为世人讲述和诠释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沧桑故事。有人也把这样的作家，称为这座城市的“通灵人”。就像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乔伊斯之于都柏林，普鲁斯特之于巴黎，老舍之于北京，白先勇之于台北，张爱玲和王安忆之于上海，陆文夫之于苏州，等等。宏猷之于汉口，大约也能归于这类“通灵人”。

八

最近这些年来，宏猷和我不约而同，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主题写作”上。宏猷的才气大，作品比我写得好，我自愧不如。

2022年春天，《十月少年文学》约我谈一谈“儿童报告文学”即非虚构创作的话题。我在给他们写的一篇短文里打过一个比方。如何看待儿童文学中的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我有一个通俗和简单的说法就是，好的虚构作品，是能把子虚乌有的故事写得像活生生发生的故事一样真实鲜活；而好的非虚构作品，就是能把真实的事件写得像虚构的故事一样引人入胜。比如说，我和董宏猷都在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写书，宏猷写“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写的文体是小说，是虚构文学，但他力求把每个孩子的梦都写得十分真实，活灵活现；我写的是一百个科学家、一百个文学家、一百个艺术家的故事，写的是非虚构文学，但须尽力去把每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写得像虚构的小说一样曲折好看。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天顺

当然，我这样来比较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很认同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的写法：尽可能把一个个孩子的梦写得真实鲜活、令人信服。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是宏猷在30多年前创作的梦幻现实主义小说名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的“姊妹篇”。张秋林写过《一梦三十年》的文章，其实应该说是“两梦”贯穿了30多年。前一个“一百个梦”不再说了。这里只说说后一个“一百个梦”。

与30年前那“一百个梦”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当下的“中国梦”，是与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息息相关的，因此，在宏猷的笔下，今天的孩子们的中国梦，已经与时俱进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如地球村意识、全球化的空天探索进程、人类火星移民计划、世界不同文化之旅与文明互鉴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题材和故事，都在“一百个中国梦”中有所表现。历史在向前迈进，孩子们也是一代代“新孩子”，作家的关注点和儿童成长观，当然也会与时俱进。让我惊讶的正是，宏猷用新的“一百个梦”，书写了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的中国梦的背景下的一代“新孩子”的“心灵史”和“中国梦”。天顺

创作新“一百个梦”，虽然用的仍然是“梦幻体”，但宏猷并非是在给孩子们描画一个个虚无缥缈的童话和梦想的“乌托邦”，而是在筑构一个奠基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上，力求宏观地和全景式地展示当下孩子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现实的、广阔的童年生活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各种背景下的中国孩子的真实的故事和真实的梦想：来自繁华城市的、贫穷乡村的、湖区的、林区的、平原的、草原的、高原上的，来自黄河边、长江边、汉江边、澜沧江边、偏远山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海外华人居住区的……所有这些孩子身上，都带着中华民族的骨肉、血脉和精神与文化的基因，他们都是祖先赐给我们的正在生长的生命和属于未来的力量，是我们的明天和希望所在。天顺

宏猷的新“一百个梦”出版后，我为它写了一篇书评《在辽阔无垠的梦想里飞翔》。除了肯定它在“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上的意义，我还发现，宏猷在这部书中，也向我们呈现了他心目中的“童年和梦想的诗学”，让我们领略了他在纷纭和茂盛的童年梦想中所发现的童年之真、童年之善与童年之美。所以，我在这篇书评里，引用了法国文论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经典论著《梦想的诗学》里的一些观点，来说明宏猷写这些童年之梦的合理性。《梦想的诗学》有一章专门论述童年的梦想，其中说到，“梦想童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梦想之源，回到了为我们打开世界的梦想。……向往童年的梦想使我们又看到最初形象的宏大与美丽”。童年的梦想如火光一般闪耀夺目。当作家以温暖的情怀、用瑰丽的词句讲述着童年梦想时，无数的孩子，也将会端坐在梦想的火炉边，倾听着星星和月亮的话语与森林的言谈。他们的心也将在辽阔无垠的童年梦想里依依飞翔。

九

宏猷的“主题写作”，当然不只是《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这一部。近几年他如井喷一般，接连出版了《野娃子》《牧歌》《虎伢子》《中国有了一条船》等数部新作。承蒙宏猷信任，《牧歌》和《中国有了一条船》举办首发式或研讨会时，都邀请我去站过台。因此这两部作品我都先睹为快，在正式出版前，就先拜读了它们的文本。天顺

《牧歌》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一代少年人和他们的父辈的成长故事。董宏猷在创作谈里说过一句话：“牧歌般的生活来之不易，那是多少人的牺牲与鲜血，换来的蓝天白云，雪白羊群。”所以他要书写的，不仅仅是新中国和平蓝天下的少年们牧歌般的生活，同时也有少年们的父辈抗争与奋斗的悲慨战歌，和那一代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牧歌》的故事主体是写一支少年合唱队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小说涉及和引用了十几首中外名曲。因此，这部作品又具有了一部“音乐小说”的性质。就像柯罗连科的小说《盲音乐家》里，那位老马夫约西姆的悠扬笛声，一直在引导着5岁的盲孩子彼得鲁思的成长一样，《牧歌》里的那些诞生在不同年代里的乐曲，也是少年江南和他的童年伙伴们成长中的“精神养分”。这些凝结着祖国血与火的命运的战歌，每一首都是时代的声音，都是现实生活的歌咏，所以它们和现实生活一起，用跳动的音符、激越的旋律呼唤和影响着这些少年的精神走向，也引导着一颗颗少年的心，从狭窄、犹豫和脆弱走向了博大、坚定和坚强。音乐贯穿在这部小说的始终，处处透出了音乐的力量，也让读者感受到了“音乐小说”所具有的涤荡人心、润物无声的魅力。天顺

《牧歌》的故事以长江边的武汉三镇为背景。宏猷熟悉老武汉的历史掌故、市井文化和民俗风情，所以，这部小说里，除了音乐占有较大比重，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老武汉的地域文化和市井风情。长江码头上高亢的号子声，滔滔大江的浩荡江声，江汉关的悠扬钟声，老汉口市井里巷的叫卖声，还有各种习俗、名物、小吃、方言……这是一幅充满烟火气息和码头文化色彩的乡土风俗画和“浮世绘”，也构成了一群少年的真实生动的乡土背景、日常生活环境和丰饶的成长土壤，同时也是小说所要呈现的家国情怀的一部分。家国情怀，怎能缺少对家乡、对乡土的熟悉与热爱？正是那些江声、号子声、钟声和叫卖声，让故事里的少年认识了生活和世界，也获得了成长的灵性、智慧和勇气。小说里通过对现实日常点滴和市井风俗的描绘，展现了成长中的生命的真实、鲜活与温暖。

《牧歌》在叙事结构上也颇具匠心。故事的主人公、少年江南的爸爸这个人物，一直是故事里的一个谜、一个悬念。作者没有把笔墨过多地放在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的主人公是江南这些少年人。但是，这个人物又必须有所交待。所以，作者采取了类似电影的叙事方式，在小说最后一章，用了较大的篇幅，“回放”了江南的爸爸与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的故事。天顺

记得在这本小说的研讨会时，有的专家曾提出，到故事最后才突然出现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的情节，有点“生硬”。而我却觉得，恰恰相反，宏猷把戴和远征军（即江南爸爸的故事）在小说里作“后置”处理，这种结构方式甚是巧妙，既避免了如果把父辈们的故事提早讲述可能会“喧宾夺主”，同时也给整个故事安排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使小说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吸引力。

在迎接党的百年诞辰前夕，宏猷又完成了一部4000行的长篇史诗作品《中国有了一条船》。这是一部真正的具有史诗品格的长诗。我读了之后，深感宏猷的才力和创作耐力跟他创作“两梦”时一样，依然是无比惊人的。

诗人波特莱尔谈到巴尔扎克那旺盛的创作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定要注意一条永远有效的强劲原则，就是一个作家有没有强健的生命的激情。”从前后跨越30多年的两百个“梦”，再到这洋洋洒洒4000行长诗，我真切地感到，宏猷的生命与创作的激情也像一首奔腾不息的壮歌！

所以在这部长诗的首发式上，我谈到自己读了这部作品后的四点强烈的感受。一是架构恢宏，穿越时空。这部史诗的架构之大，令人惊叹，可以说是在书写整个人类7000年的历史。从中国神话时代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西方世界的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写起，一直写到了“红船”，写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恢宏的、跨越汗漫的时间和空间的架构，这得需要多大的掌控能力。二是激情充沛，大气磅礴。这部长诗，证明了这样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强劲原则”在宏猷身上的存在。我在谈到这一点时，还跟大家开玩笑说，读着这部长诗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叹息过，如果让我来写这样大的题材，我可能真的写不了，不说别的，仅仅是全书所需要的激情和气势，我就拿不出来，因此也驾驭不了这样的方舟式的“大船”。如果让我摇动一艘李清照在浙江双溪写的“载不动，许多愁”那样的“蚱蜢舟”，或许可以一试。三是视野宏阔，思辨滔滔。按照过去的诗歌分类，这是一部历史抒情诗，也是一部“政治抒情诗”。这里面融入了作者的历史观、人类文明发展观和不同时期的文化与价值判断，所以很多篇章里充满了思辨色彩，可以说是雄辩滔滔、情理并茂。尤其是对人类的航海探索的书写，从敬畏海洋、认识海洋到走向海洋，甚至幻想征服海洋而又往往被海洋所征服……这部长诗给我们呈现了一部诗体的人类舰船史和人类航海史，呈现了一部人与船、船与水、大海与陆地、文明与非文明之间既有较量与搏斗、又有相互和解与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不难想象，为了这些内容，作者一定做过许许多多的研究功课。四是语言恣肆，排山倒海。因为激情饱满，气势充沛，所以这部长诗在语言上也是汪洋恣肆的，时而用铺排的句式，有如海浪涌来一般，势不可挡；时而又霁月无边，云淡风轻，好像海上的小夜曲和间奏曲一样，让读者感受到了现代汉语诗歌在语言上的多姿多彩。天顺

我从心底里为老友宏猷在70初度之时，能完成这样一部抒情诗巨著而高兴。天顺

十

在《中国有了一条船》《虎伢子》之后，宏猷雄心不减、壮歌未歇，朝着新的创作目标继续奔去。

2023年1月20日，农历大寒之日，也是除夕的前一天，我收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快递来的一本新书《一百岁的红领巾》。这时，离宏猷去世刚刚20天。不知宏猷生前是否已经见到了这本新书，如果没有见到，那这本书就是他的“遗著”了。

捧着亡友的著作，我的心里一阵难受。同时我也想到，原来，这几年里，我们之间的创作心思是何其一致，多么地不约而同啊！当他在写《中国有了一条船》致敬党的百年征程的时候，我在写《远山灯火》向建党百年献礼；他在写《虎伢子》致敬童年的时候，我在写《小菊的茶山》为乡村少年们而歌；他写《一百岁的红领巾》致敬红领巾百年历程的时候，我也在写《红孩子》，同样是献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史100周年。天顺

天妒英才。2022年12月31日凌晨，宏猷猝然间离开了我们。文苑失英，我辈失友，能不悲乎！仁厚慈悲的大地母亲，愿在你的怀抱里，永安着他的灵魂！所幸的是，书比人长寿。劳动者离去了，他的劳动成果会留存下来。

雨果在悼念乔治·桑的致辞里说：“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人，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另一种形式下又将复燃。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将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在我心中，宏猷的生命，也是一支不熄的火炬，一阕永远的壮歌。他的书就是他的碑。